要害詞：躲書家 文學傳佈
買書這件大事
宣德四年（1428），春節剛過，孔子第五十九代明日孫，衍圣公孔彥縉預計從山東曲阜動身，往福建買一批書。依照明代戶籍治理軌制，軍平易近出百里之外，需要由府州縣發給路引，方能通行，路引好像此刻的先容信或許護照。得知衍圣公遠行，處所官不敢忽視，于是層層陳述，上達天聽。宣宗天子欣喜地稱贊了圣人子孫行事謹嚴，不只答應他南下購書，還交接刷印冊本的紙張和印工的休息都由官府承當。出門買書也需求圣裁，可見這在那時似乎并非一件大事。並且山東孔府購書，不往鄰近的江南，偏偏要山重水遠地奔赴福建，這是為何？而衍圣公這一往，又是要到福建哪里買書呢？
孔彥縉之后兩百年，顧炎武解答了這個不平常的小題目。顧炎武是姑蘇昆隱士，他的高祖顧濟，曾在正德年間（1506-1521）官至刑科給事中，顧濟仕進的年月，間隔衍圣公打算赴閩購書曾經曩昔了快一百年，但顧炎武提到高祖“當時全國惟王府訴訟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本來，衍圣公昔時是要往福建建寧府建陽縣的書坊刷印冊本帶回曲阜，除此之外并沒有其他處所可以買書。明初的冊本生孩子和刊行為何浮現如許的形狀？這還要從官版書的公佈和刊行說起。
刊布全國
冊本在傳統中國社會不是通俗的商品，它不只承載教導、教化、規范認識形狀的職責，仍是通俗人經由過程科舉測試完成社會活動的門路。是以冊本財產浮現出的形狀，深受國度官版敕撰書公佈及刊行政策的影響。明初，朝廷公佈了大批的官修書，包含《年夜誥》《年夜明律》等等，并且對刊行的範圍也有請求。太祖請求《年夜誥》須“戶戶有此一本”，《年夜明律》則是各級當局行政手冊和斷案根據。永樂年間，成祖敕撰《五經年夜全》《四書年夜全》《性理年夜全》，成為科舉取士尺度，請求禮部刊布六部、南北兩所國子監及全國郡縣學。洪武、永樂兩朝之后，官頒書的多少數字和品種都年夜年夜削減了，可是依然有《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明倫年夜典》等等。這些敕撰書構成了官府運作的行動規范和科舉取士的認識形狀尺度。
但“刊布全國”是什么樣的生孩子範圍呢？以應天府的戶籍數為例，洪武二十六年應天府有163915戶，教條地猜測，有關部分應該生孩子刊行16萬余部《年夜誥》；異樣地，各州府縣加上中心各部衙門，各有一部三十卷的《年夜明律》，則是快要5000部；相似地，假如每所官學一套各類《年夜全》，則需求快要1400套，假如每個師生教員一套，則實際上需求近36000套。當然，以明初的行政才能，這種刊布全國的意愿不成能完成，向平易近間公佈冊本存在各種艱苦。
國子監和司禮監如許的中心機構是不成能為平易近間刊刻刷印十六萬部《年夜誥》的。一方面，這些機構刻書的目標是收拾和保留冊本，另一方面，木雕版印刷的工藝也有刷印多少數字限制，刻好的書版持續刷印幾百次之后，就會吸水收縮，筆跡含混，再印下往就有開裂報廢的風險。
為什么是建陽？
江南地域的冊本產能在明初也很是無限。洪武年間太祖對江南地域履行嚴格的經濟政策，不只籍沒地步，還征收重賦，強行遷移富平易近，來知足國初穩固權利的財務需求。刻書業也深受衝擊。元代處所官學本有學田，學田的支出中有一部門用于刻書，可是明初地盤收回國有，黌舍掉往了這一部門支出；並且朝廷為了充分中心躲書，從各地彙集了大批書版，收回國子監，進一個步驟減弱了處所刻書的才能。
如許，重擔落在了福建書坊。福建書坊就是建寧府書坊，也就是建寧府下轄建陽縣的崇化里書坊。建陽在閩北武夷山腳下，自西向東的麻陽溪匯進向南的崇溪兩條溪水交匯的處所就是建陽。宋元時代本地原來就有比擬發財的刻書業，閩北山區盛產毛竹，日漸成熟的竹紙生孩子技巧為印刷書大批生孩子奠基了基本。南宋年夜儒朱熹暮年遷居此地，和師友門人傳道講學，留下大批的著作，帶動了出書業成長。明初人緣際會，由于江南刻書業式微，同業烘托下，建陽的主要性顯顯露來，這種產能被歸入了賦役軌制下的官書刊行體系之中，獲得了強化。
官書刊行體系的輪廓
明當局并沒有明文規則出一個官書刊行軌制，可是將朝廷編訂出書的冊本“公佈全國”，簡直需求必定政策支撐。我們可以從中心向平易近間頒書的記載和古籍刊記傍邊勾畫出一個輪廓，了解一下狀況政策目的是若何落地的。這就是，福建建陽書坊承當了一部門翻刻和大批刷印官書的義務，以僉撥役戶應役的方法實行。如許的設定在現實履行的時辰有很是多破綻，不外我們可以先清楚一下這個刊行體系的年夜致輪廓是若何的。
明實錄中存在很多官書發福建書坊發行的記載。但最具體的要數《明倫年夜典》的刊布流程。潘星輝傳授對此有深刻研討。《明倫年夜典》是嘉靖年間（1522-1566），天子奉行禮節改造，詔修的官書，這本書卷末禮部咨文唆使出逐級翻刻刊行的情形。依照潘氏的剖析，《明倫年夜典》成書后，樣書頒布給各王府，由親王依式翻刻，分給世子、郡王及鎮國將軍以下并長使等官；在京部門官員各給一部；北直隸八府、南直隸十三府、十三布政司各送一部，令其翻刊，再逐級頒行所屬州、縣。各級儒學黌舍生徒，各給一部。還專門提到頒樣書給福建書坊。嘉靖年間曾任提學副使的周弘祖所著的《古今書刻》可以說是一部記載嘉靖之前官方主導刻書運動的目次，福建條目之下，先列布政司、按察司、再列各州各府，此中“建寧瑜伽場地府”條面前目今又列有“書坊”一項，顯然是將建陽書坊視為官方的刻書機構。建陽本地縣志記載的躲板情形也可與這種設定彼共享空間此驗證，例如弘治十七年（1504）的建陽縣志就記錄了成化年間頒定的25種“制書”，實錄中提到的發福建發行的官修書也在此中。可以說福建書坊就是建寧書坊，就是建陽書坊。那么這些書版是若何制作的呢？換言之，人從哪里來，錢從哪里來？
從書坊到書戶
劉洪就是建陽縣的一位被僉撥為書戶應役刻書的坊主。坊主成分，在如許前提下更像是一項工程的承包人。他更為人熟習的名字是“木石隱士”或許“慎獨齋”。慎獨齋是明代建陽有名的書坊堂號，專門刊刻鴻篇巨制的正年夜古書。正德元年（1506），一位名叫院賓的四品僉都御史巡查建陽，專門帶了一部212卷的宋代百科全書《群書考索》（又稱《山堂考索》），請求建陽知縣區玉設定人落實刊刻。院賓也清楚，刊刻這部巨著非易事，他告知知縣區玉，承包工程的人選要謹嚴：“非得瀏覽古今，且裕於本錢者，莫堪是任。”區玉領命之后，立即想到了劉洪。可見劉洪在本地刻書業者中應該是佼佼者。知縣對這位書坊主很客套，奉承道：“非子莫克勝是任者。”劉洪一介蒼生，只能恭敬地回道：“唯唯。”
刊刻如許一部年夜書，若何置辦刻書所需求的木板？寫工、刻工的休息又應該若何結算？《群書考索》的序文中提醒，錢是建寧府同知胡英、通判程寬、推官馬競，和新上任的知府費愚，“各捐俸金以資顧直”，即建寧府官員小我募捐出本身的薪水用于刻書。知縣區玉設定“復劉徭役一年以償其勞”，也就是說劉洪組織刻書是無償差役，最多刻完這部書充抵全年勞役。不外這部書整整刻了兩年才落成。
過了幾年之后，劉洪又被分派到刊刻三百四十八卷《文獻通考》的徭役。這部書是宋末元初馬端臨編輯的一部政書，記錄的是典章軌制的汗青。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敕撰，并宣布發行全國。劉洪在1519年重刻了這部書，又在正德十六年（1521）在建寧府和鄰接的邵武府官員的監視下，校訂修正過這部書的刻板，矯正了一萬多個字，刊記上有“書戶劉洪改刊”的字樣，明白提到了劉洪是“書戶”。在府一級處所官員的監視下退役，這和嘉靖年間周弘祖《古今書刻》中建寧府下轄“書坊”的記載是合適的。
書戶刻書應役的勞作，一向到了貿易化泛濫的萬積年間都還存在。除了劉洪的慎獨齋，刊記或處所志可見明白被記載為“書戶”的書坊主還有余彰德和余象斗。不外余象斗當書戶的年月，官員的立場遠沒有一百年前看待他的同業劉洪那么客套。劉洪的年月，縣令不只奉承他為烈士，還要優免他一年的徭役。而到了一百年后的余象斗刻《奇效醫述》這部高低兩卷的薄薄的醫書時，留下的就只要“福建按察司程爺發刊”和“書戶余象斗領梓”，這兩行指令。
依照明代配戶當差的賦役思緒，建寧府承當刊布全國的義務，而現實履行就落在建陽本地運營書坊的書戶肩上。這些被僉撥為“書戶”的役戶自己就在運營貿易刻書，他們為官府組織刻書的經費，有一部門是來自于處所官員的捐錢，書戶也很是有能夠墊資，動用自家信坊的刊工寫工等人手，或許別的請人，付給工食。書戶為官員組織刻書則是任務休息，充抵徭役。
書坊“亂象”
如許的軌制設定也佈滿破綻。起首，“上命不時”，刻書勞役沒有必定的額度，隨時城市有號令。什么樣的官員可以指派書戶應役？似乎也沒有具體規則。這成了官員征用書戶勞役為會議室出租本身博得政績和文明本錢的捷徑。以清廉著稱的海瑞（1514-1587）已經叱責那些巡撫、按察使為主的官員，稱他們在去職之際，往往請求府縣官員組織刻書，作為情面奉送的“進京封帕”，而刻書的經費并不是官員本身募捐的薪水，而是“府縣剝平易近充之”。建陽縣志也記錄“官府征索償不酬勞”。那位途經建陽的四品僉都御史，小樹屋生怕不是領了禮部的號令來設定刻書，本身上任還要攜帶二百多卷的巨著，可謂有備而來。在如許的軌制破綻下，收拾經書、奉行文教，和應用處所資本為本身做政績，二者之間佈滿了寬大的灰色地帶。這或許是“書帕本”盛行舞蹈場地的一個佈景。
作為書戶的書坊主人顯然也不是只會口稱“唯唯”的溫柔羔羊。為了迴避勞役、謀取私利，他們也會采用各類措施。十五十六世紀，備考科舉的士子人數年夜幅增加，加上白銀涌進帶來的商品化成長，呈現了一個科舉備考冊本“舉業書”的寬大市場。縣志記錄，建陽最晚到嘉靖年間就曾經存在專門商業冊本的按期市場即“書市”，“比屋皆鬻冊本，全國客商，販者如織，每月以一、六日集”。冊本市場盛況可見一斑。
劇烈的科舉競爭和書市盛況使陳舊見解的官方參考書顯得毫無吸引力。明代科舉規則科舉第一場測試“四書義”和“經義”的指定參考注疏是胡廣集纂的四書、五經、性理年夜全。依照刊刻官書的規則，書戶必需按照必定的版式，“照式翻刊”，不得轉變官版書的版式和內在的事務。但同時也是書坊主的書戶，思考的是若何從同業競爭中鋒芒畢露。
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在卷數和題目高低工夫。官版《易經年夜全》二十四卷、《書經年夜全》一十卷、《詩經年夜全》二十卷、《年齡年夜全》三十七卷、《禮記年夜全》三十卷、《四書年夜全》三十六卷、《性理年夜全》七十卷，但建陽書坊刊刻的年夜全系列，不少都有官版之外的額定內在的事務例如綱要、圖說、表格等等。除了增添內在的事務之外，書商還會在書的題目上托會元、狀元等當朝官員之名，為本身兜攬顧客。這不完整是“蹭熱門”，也有必定的軌制基本。依據嘉靖十一年（1532）刊本《禮記集說》前，福建按察司整理書坊的牒文顯示，刊刻官書不只需要“照式翻刊”，還需求縣學師生擔任校訂。這縣學師生一旦有人金榜落款，就成了書商的金字招牌，即使不是本府本縣先生，也無妨礙書商宣揚。疊床架屋的書名不乏其人，例如萬歷三十三年（1605）建陽書林余氏就有一版書經年夜全，題目為《葉太史參補古今慷慨詩經年夜全》，打出福州府人士、萬歷十一年癸未科進士葉向高之名。除了年夜全系列之外，還有針對三場測試各項內在的事務的參考書，也會被包裝上吸惹人的題目，例如建陽有名坊主余象斗就刻過一種《新鋟朱狀元云窗匯輯百大師評注史記品粹》，這能夠是針對科舉程式中第三場經史時務策而出的史記類參考書，朱狀元就是萬歷乙未（1595）進士朱之蕃。如許的例子在現存明代書目中觸目皆是。
假如我們想象本身是一位明代的書販，或許是一位比年落榜的焦炙舉子，這兩者無妨是統一人，萬積年間某月初六在崇化里西的書市流連，想要為本身的頭場測試選擇一場定乾坤的秘籍。這邊見到一套官版參考教材《詩經年夜全》二十卷，平平無奇，三年前備考曾經買過一次，何處見到一套題目《詩經年夜全二十卷綱要一卷圖一卷》，似乎多了兩卷，再往前走，還有《葉太史參補古今慷慨詩經年夜全》，不知有何內情新聞，想拿起翻翻，又怕店家不答應，要所有的買上去，又有些囊中羞怯。反復衡量，最后能夠仍是選了書名最長，看上往最厚，名頭最洪亮的那本。
如許的場景固然是虛擬的，但它產生的汗青佈景倒是真正的存在的。明末建陽的刻書業就如許在賦役軌制和貿易化的雙重影響下，在徭役和科舉的塑造下，在國度和市場的扭捏中，浮現出一種凌亂而誘人的氣象。經由過程思慮“冊本若何刊布全國”的題目，一個奇特的官書刊行體系和附在其上的書戶/書坊浮現出來。這種帶有必定官營性質的冊本生孩子方法，以及繚繞科舉而興衰的冊本市場，還將一向延續到晚清，對近代的出書業、版權不雅念發生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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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俊平，《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后坊刻制舉用書的生孩子與暢通》，臺北：先生書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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